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5)

吴先生在贵阳接受电视媒体采访

我忽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的“投资效益递减”，在出版界也有表现。本世纪以来，国内多家出版集团争先恐后地“做大做强”，拼命用增加品种、多出图书来扩大出版规模（也就是投资规模），结果广种薄收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在十几年中，全国出版的图书总量从每年15万种增加到40万种，而单品种效益却越来越低，出版社盈利越来越难，变成了少出书赚不到钱，多出书也不一定赚钱。这不正巧可以作为“投资效益递减”的例证吗？对此，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题为《滞胀——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境》，引起业界一些领导人和行内专家的关注。但是当时，我还不懂得用这种经济理论作为依据，也没能将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与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能够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展开深入讨论。听吴先生这样一讲，我的论文该修改了。

我把自己这些认识说给吴先生听，他微笑点头，似乎是觉得我这个学生有一点入门了。

四

吴敬琏先生的经济观点，最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大概莫过于他的股市“赌场论”了。

他本人从来不炒股，也没有买过股票，他无意去研究股市的涨跌。他关心的是股市的制度性问题，这涉及一个根本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建立了公平交易的机制。

2001年1月，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的股市存在庄家操纵股价的现象。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中，他不留情面地对此加以批评。

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以说登峰造极。”

他认为，这样的股市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寻租场”，“政府托市，企业圈钱”，如此状态必然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

访谈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正赶上国务院开展打击股市幕后黑手的统一行动，于是股市暴跌，且连跌不止，持续上涨的形势逆转，很快便重回熊市。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怨愤不已，他们把罪责归之于吴先生的这一番话，于是就有了“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说法。

紧接着《证券市场周刊》对他发难，刊出“讨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可谓咄咄逼人，气势汹汹。然而，来自经济学理论界的责难，更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当年2月11　日，厉以宁、萧灼基、董辅　礽、吴晓求、韩志刚等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联合举办记者恳谈会，针对吴敬琏的“赌场论”展开辩论。

五位专家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分歧“实际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说吴是要把一个生病的孩子掐死、扔掉，而他们是要给孩子治病。吴晓求批评说“赌场论”“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萧灼基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说“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韩志国则评论说：这种论调“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对于这样劈头盖脸的抨击，吴敬琏在当时选择了沉默，有意回避记者的采访和追问。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则是毫无疑问的。几个月后，他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十年纷纭话股市》，内中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回应上述五位专家对他的指责。他把这当作是经济改革前线的战友之间的观点分歧，是学术之争，不想在媒体上过度炒作。所以他以此文作为这场论争的终结。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股市这个孩子的病，并没有被医治好。病孩时而抽风，时而高烧，时而萎靡不振。我们看到，中国股市又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忽而狂飙突进，一路拉高；忽而连续暴跌，一泻千里。但不同的是，亿万股民渐渐地已经适应了这种让人看不清、猜不透、无规律可循的股价波动，以为这便是股市的规律，是常态。一方面，股民们的神经变得坚强起来，承受能力或者说是忍受被宰割的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股民们对于市场上违规操纵股价的行为似乎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惊，所以吴敬琏的“赌场论”，渐渐变得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了。

但是股市的管理者，对于他当年的这番话仍然会感到紧张和压力。

距离吴先生发表股市“赌场论”十三年以后，2014年8月底，我陪同他到深圳进行新书推广。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派人前来邀请，说是他们新建了办公大楼，想请吴老参观一下，顺带吃顿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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