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4)

熟悉吴先生的人，喜欢称呼他吴老师，这些人大多并非他的学生，甚至不曾听过他的课。但是他们这样称呼确有道理，因为吴先生的气质、做派、待人接物的风格都太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无论你是谁，哪怕与他素不相识，在餐馆里，在火车车厢内，在机场候机室遇到他，只要你迎上去向他请教，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解答你的问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若是遇到记者采访，他更是要认真对待，务必把每个问题都讲解得通通透透、明明白白。他最害怕的是记者没有读过他的书就来提问，那样他便不得不把自己的思路和观点从头说起，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说明，浪费宝贵时间。所以，每次陪他出席这种答问的场合，我都提心吊胆，怕提问者所提出的问题太空泛太笼统，或者太不专业，这会占用他太多的精力。我知道，如果问题没有讲明白就结束，他一定会纠结的。但是他不能太劳累，毕竟他已经是八旬老人了。

说他像一位老师，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把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透彻。我作为人文学科的编辑，对于经济学从来是不甚了了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也常常看得一头雾水。但是遇到吴先生，却常感一些深奥的问题被他几句话点醒。

比如，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主要的症结在哪里？我请教吴先生。他说是转变增长模式问题。他耐心地告诉我，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其实只有两种模式，一是利用扩大投资，被称为粗放型；二是利用提高效率，被称为集约型。前一种模式，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到20世纪难以为继。其实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相关情况，认为不断追加投资会逐渐导致产能过剩（只不过，马克思用的是另一些词语），而且进一步分析产能过剩在民众消费水平不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原因是提高民众收入的钱被用来扩大投资规模），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两极分化，二是经济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是资本主义后来为什么没有灭亡？那是因为他们转变了增长模式，其中部分是新技术介入的原因。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遇到的，这就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

他这样一讲，我茅塞顿开，好像一下就接触到了矛盾的核心：若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合理地控制投资规模，把功夫用在提高效率上。

于是我又问，投资规模多大才合理？一年的投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合理比例是多少？中国近年的情况如何？

吴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多数国家，一般投资规模会控制在年度GDP的20%至25%之间。日本战后恢复时为刺激经济，曾到过35%。我国1958年大跃进，到过34%。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一般也在30%左右，但新世纪以来增长很快，有时曾达到50%，特别是2009年以后比较高，近两年已经有所控制。

当时我们正好在某省做新书推广，他马上拿出一张当地的报纸对我说，你看这报上介绍，这个省连续几年投资总额超GDP，这属于天文数字了。我问，他们这样投资，钱从哪儿来？他说一般是两个渠道，一是中央财政拨款（会影响其他省市的利益）；二是地方融资。无论怎样，这种方法都不能持久，是短期行为。

吴先生解释说，这么高的投入，没钱怎么办？只有印钞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主张一个国家每年增发的货币应当和GDP增长率加上可接受的通胀率相等。我们的GDP年增长约7%-7.5%，可接受的通胀率最多3%，所以货币增发应在10%左右。但前些年中国因为扩大投资的需要，每年增发货币达到15%至20%，发得太多了。超发引起的结果，要么是物价涨，要么是房价涨，或者是两者一起涨。政府自然不希望物价和房价涨，便想用行政手段来调控，其实，中国政府该做的是管住钱，而不是管住物价。他联系别国的情况，说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里，钱和实物的比例通常只是30比100；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钱和实物的比例也控制在100比100左右，中国则达到了190比100。这样货币的供应量就太大了。

他进而谈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两难处境，指出经济疲软，需要加大货币供应，但减少通胀，需要减少货币供应；中国多年来依靠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已经不奏效，进入了“投资效益递减”的循环，这样，货币政策变成紧也不行松也不行。

吴先生讲述宏观经济问题，总是那么深入浅出，又是那么一针见血。我边听边思考，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知识，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增强了了解，而且似乎对自己从事的出版业所遇到的问题，也有了触类旁通的认识。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qikandaodu/2021/0318/6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