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2)

吴先生在中山大学演讲

2012年，他意识到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社会经济矛盾到达了临界点，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为此他又出版了《重启改革议程》，其中呼唤加快改革的观点与同时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精神高度契合；

2014年，在改革议程重启、新一轮改革即将展开之际，他又出版了《直面大转型时代》，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从这个轨迹中，你可以发现吴敬琏在时代大潮中总是勇立潮头，总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他的思想总是领先一步，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和进程，作用不可谓不大。

说到影响力，我注意到美国的《世界商业评论》和《华尔街电讯》曾不止一次评选过《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经济学家》，吴敬琏每次都名列其中，但是排名总是在张五常、杨小凯等人之后，列在前五名之外。

这显然和他们的统计方法有关。他们将“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分三项统计，其中“学术影响力”所占权重最大。对这项统计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学家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被引用的次数。然而吴敬琏的研究重点并不在经济学科的建设和经济学原理的发现与阐释，而偏重于现实的经济政策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更多是针对政府决策层的。所以这样的统计对他不太有利。但是他在业内和社会上所获得的赞誉却很能说明问题。他可能是国内获奖最多的经济学家。不但获得过“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等一系列奖励，而且在经济学领域的最权威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中，他曾有六篇（部）论文和专著获得五次大奖。这种殊荣，的确不曾被第二位经济学家享有，足以证明他的学术地位。

至于《世界商业评论》评出的十大经济学家，在“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排名方面，吴敬琏和郎咸平并列第一，都获得“五颗星”的评价。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人的影响力有本质的差别。郎咸平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起步很晚，而且一开始就带上了“明星范儿”：他喜欢上电视，偏重于利用媒体影响大众舆论，带有表演性质，难免哗众取宠；此外，他习惯采取“爆破性”思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多做消极否定，充满激愤之词，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使他的影响力虽大，但是为改革提供有益的建设性思考却不多。

吴敬琏不然，他很低调。以他的名望，到电视上开一个财经评论栏目，应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但是他无意于此，甚至，他连出镜做节目也没有多少兴趣。我记得一位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曾经两次委托我邀请他做一场电视对话，均被他婉拒。他专注的是中国的改革事业的推进和发展，追求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因而即使是面对成堆的严峻问题，他的思维也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富于探索精神的，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寻求改革之路。

去年，在我们为《直面大转型时代》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本书的编者马国川谈到他对吴敬琏的印象。他说，吴先生被人称为“吴市场”，或者是“吴法治”，其实都只说对了一半。他应该被称为“吴改革”，因为他的基本理论思考，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建立的。

我想，正因为如此，吴敬琏才当之无愧地成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这一点，今天的人们或许还不能充分认识，但是我相信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如果有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吴敬琏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二

最近几年，吴敬琏先生接连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重启改革议程》和《直面大转型时代》。我们希望他参与一些推广活动。他表示只要时间允许，会尽力而为。

他很忙。要写书，要在中欧商学院讲课，要参加各种会议，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他没有时间应酬，也不会为了挣钱去作秀。以他的“身价”，如果被邀请做商业讲座，出场费是很高的。但是有些商业机构或企业与我们联系，希望请他出场，他不为所动。他只参加我们在各地为他安排的新书发布会和演讲会，而且对演讲会组织者支付的象征性报酬也一再辞谢。他最关心的是他的书受不受读者欢迎，他希望通过推广活动吸引更多的读者读他的书。

吴先生和我在陈寅恪故居前

无论走到哪里，吴先生总是备受瞩目。我陪他到过六七个城市，听他做过十几场演讲，每每感觉到他在读者中的高人气和高威望。当他走进坐满一两千人的报告厅时，那种爆响的掌声几乎要掀翻天花板的情景是很令人震撼的。而演讲结束时，他总是被听众团团围住，要求采访的，提问题的，想要签名的，把他纠缠得无法脱身，害得我和三联的同事不得不充当现场保镖，费力地把他与人群剥离。他写字很工整，因而签名较慢，所以每到读者要求签名时，总会耽误他太多时间，而且因为现场拥挤，秩序也难维持。为此我们专门为他刻了一个签名体的图章，用以应付人多的场面。这也是过去不曾有的事。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qikandaodu/2021/0318/6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