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期望一个低调的法治社会(5)

但是有些与人类普世价值有关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到2040年，或者2050年，无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面貌怎么样，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并不希望定一个不现实的目标，也不要求中国短期内变得很民主、很自由。我首先希望的一点，就是未来的社会一定要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民众的一些基本权利，也就是中国现行的宪法条文上规定人们应该享受的自由权利，能够享受得到，这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的大多数人不能生活在一种对未来完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而要让人们对未来有信心，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有规可循。当出现民众与民众、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商家或其他团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规矩在那里摆着，按照条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司法机构也能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而不是按照个别长官意志办事。比如说要拆迁我这个房子，必须走法律的程序，不是哪一个政府官员或房地产商说了算，我也不必担心房地产商雇一批人把我的房子给扒了。这是值得向往的。

总的来说，我短期内期望的是一个低调的法治社会，开始时只求基本保障，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依法办事的社会里，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权等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当出现争端的时候，会有公正的法律，以及执法公正的司法机关来解决。能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就已经很好了。当然这远远不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这31年，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大，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法治建设面临的阻碍因素仍然很多，其中有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中国人一元化的权力垄断思想。中国人要做到像西方人敬畏上帝那样敬畏法律、敬畏宪法，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但必须往这个方向去做。

问：关于中国政府与百姓，您理想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对政府官员赋予了很多道德要求，甚至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也仍然向往官员都像包青天那样爱民如子。这种东西我认为在今天是不可取的。如果个别政府官员愿意做人民的父母官，当然很好，这说明他个人品德好。但是万一没有那么做，也没有错。因为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为了社会的发展和有序，人民把自己本身享有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政府，让政府来管理社会。如果一方面老百姓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是不是严格执行了这种契约，另一方面官员能廉洁自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种契约关系也能成为一种和谐的关系。

总之，我们不能不合理地用一些达不到的品德来要求政府官员，而很多该做到的又不去要求。与其这样，还不如要求大家都遵守一些基本的、可以做到的规矩。

四、话语权不是“构造”出来的，而是“积累”出来的

问：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的民主”这个概念？

答：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但是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时候，它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也会起作用，因为民主的理念、原则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社会，它一定要跟这个社会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性与民族的特殊性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民主肯定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几乎是一个不用说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提中国式民主，我觉得要警惕把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东西说成是中国式民主的倾向。

当然，如果是为了把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中国落实，从这种角度来谈中国式民主，是可以的。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这些年一面倒地搞硬实力建设，忽视了软实力建设，而中国要真正崛起，也需要依靠软实力。下一个30年，中国是不是应该着力去提升软实力，推出自己的普世价值？

答：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搞现代化已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话语霸权。所以作为后发国家，不只是中国，包括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常使用他们的概念来表述问题、思考问题。中国之所以话语权现在仍然不大，一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尽管发展很快，但经济总量也并不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更重要的是，话语权是历史的慢慢积累，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套话语体系，不是想推翻就可以推翻的，你想换一种说法，凭空是做不到的。况且我们现在借用的西方的那套东西，其本身也有相当多的合理性，它自己内部也在不断进行淘汰，否则不可能延续至今。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qikandaodu/2021/0430/6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