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研究年(4)

这一时期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大多针对具体的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和以往研究相比，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比例有所上升。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政策给予了较为正面且及时的反馈，使相关政策得以在大范围内普及。而反思部分政策的研究则主要在这一时期后半段农村经济发展势头减弱后出现，但这些研究未能给出有显著效力且具可推广性的改革方案。

城市经济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也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处于起步的“让利放权”阶段，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国营单位逐渐适应商品化市场，完成自身的企业化改造。这段时间的文献也主要对国有企业自主权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如许涤新（1981）认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有必要的，他认为实行经济责任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也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实行经济责任制需要保证经济效果和生产质量，不能一味地向利润看齐。黄振奇（1982）认为实行经济责任制实际上是企业扩权的继续和发展。企业扩权和实行经济责任制，不仅是为了市场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也是为了有效执行计划制定和宏观经济决策，但国营企业扩权在当时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负盈亏，只能算作“以税代利”，而之后能否扩大到自负盈亏的程度，则需要改革进一步的实践来证明。张成廉（1988）则根据沈阳市试行租赁经营和股份制的经验，指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劳动者和经营者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但又因为在生产经营中有不同地位和作用而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领导机制应当确立明确的权利关系，使每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同时又能相互制约，才能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者。大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同意国营企业进行扩权和实行经济责任制，这与当时学界更好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思潮一致，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企业扩权的界限仍较为保守，表现为对当时国企自负盈亏能力的怀疑，实际上也受到限制发展商品经济思维的影响。

三、全面改革时期经济体制相关研究

1990年前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达到瓶颈期，经济增长水平下降，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引发一场姓“资”姓“社”的论战。

一些学者将1984年中共十二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称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相容，因此发展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要走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是要改变中国经济制度性质的做法。针对这些观点，另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依旧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的，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李连仲，1992）。而且中国需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和以往完全交由市场调节不同的、接受国家的“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现代市场经济（于光远，1992），不可因此将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

本质上，这一时期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姓“资”姓“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反对市场取向改革派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本身即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而支持改革派则认为，判断标准应该从当时的生产关系出发（卫兴华，1992），且不应混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劳动的组织形式，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是简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舒化鲁，1992）；具体而言，可以将其标准细化为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及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林凌和郭元晞，1992；于光远，1992），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讨论平息了社会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疑虑，统一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论调，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进了全面改革的进程。

在此之后，学界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大规模论战几不可见，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之中。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热点主要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这一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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