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研究年(2)

受到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价值规律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没有将其与商品关系完全绑定，突破了以往对价值规律非黑即白的评价方法，但这些讨论大多囿于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框架，未能给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更高的权重。但这些研究也使中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摸索摆脱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中国对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

总的来说，尽管该时期的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资料的价值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存在仍有争议，但大部分观点都认同国家有必要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进行干预，而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也与此相对应。至1957年底，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具有苏联色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完全确立，市场的作用被大幅削弱。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中国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加上发展探索路上的政治左倾错误冲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经济体制相关领域的研究寥寥。

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相关研究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后，经济学界迎来了一波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讨论的高峰。部分学者就“计划”和“市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1978年—1984年期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但具体的论证各有不同，其争议点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发挥的作用受制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采取市场和计划调节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是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邓力群，197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兼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性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由于存在商品生产，则价值规律必然发生作用，对社会生产进行调节（孙尚清等，1979；刘成瑞等，1979；薛暮桥，1979）。第三种观点不同意前两种观点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纳入商品经济范畴的论断，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是作为计划的补充而存在的。如雷鸣春（1979）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领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还有一些观点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条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特点出发论证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可行性。认为当时中国生产力不够发达，人民之间的物质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只有依靠市场调节才能照顾到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因此，计划调节和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刘国光等，1979；徐景安，1980）。

显然，这一时期学界对计划与市场的观点与建国初期有所不同，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计划和市场可以相结合，且市场能够在调节国民经济上发挥不小的作用。但对于两者如何结合、在发挥两者作用时需要注意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的作用是可以区分的，且有主次之分。他们认为对于必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生产建设领域采用计划调节，其他的领域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市场调节手段主要运用在无法直接被计划调节的范围里（邓立群，1979；张致成和王奇华，1979）。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两者是相互渗透的，两种调节手段的运用，是许多产品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计划调节，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统一和矛盾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和矛盾，因此需要统筹兼顾，但在两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市场调节必须服从计划调节（薛暮桥，1980；孙尚清等，1979；刘国光，1980）。这些研究强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具有一致性，共同调节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促进作用，其存在的矛盾的一面是次要的，因此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但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价值规律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

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学界普遍认可了市场调节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且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方面，一些观点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等于计划经济的框架，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但大多数观点依旧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只是对计划经济的补充，本质上是完善计划经济体制。

在1984年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计划发展的主体，计划工作需要有根本性的改革（于光远，1986；华生等，1988）。而如何切实地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成为后续讨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延续了此前市场与计划相互渗透的观点，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不应死板地在不同领域进行，可以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将立法、行政手段的计划领导与灵活的经济手段相结合（刘国光，1988；蒋学模，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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