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与小说中的当代乡村形象变迁以陕西(3)

乡村社会是礼俗社会，费孝通先生说这个“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传统，是在亲属之间讲求孝与悌，在朋友之间讲求忠与信，克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但在《秦腔》中，孝与悌、忠与信被抛弃，传统道德面临崩溃。为了写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堕落，贾平凹设置了两种对比：一是欲望与爱情的对比，如黑娥与金玉通奸，引生对白雪的痴情；二是民间戏曲与通俗歌曲的对比，如白雪对于秦腔的痴迷与陈星对流行歌曲的热爱。

《秦腔》中的疯子引生因为无法压抑自己对白雪的爱，并且这种爱带有强烈的情欲成分，他为自己感到羞辱，在圣洁的爱情与“丑陋”的生理本能冲突下，他割了自己的生殖器，乡村最底层引生是克己的代表。但引生的单相思显然是无望的，白雪漂亮、有文化；引生无父无母，穷困潦倒，因此他的爱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色彩。与此相反，《秦腔》中黑娥欺负自己的老实丈夫，与金玉发生关系，闹得沸沸扬扬，竟一点也不害臊。在与金玉通奸被抓获罚了一百元之后，她光明正大地住进了金玉的新房。单相思的人仍在单相思，纵欲的人却有了“正果”。此外，在引生与夏风两个人物之间也存在对比：一个爱白雪却等不到，一个得到了却不爱；一个珍视土地与无望的爱情；一个有名有利却面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流失无动于衷；前者被这个社会视为疯子，后者被视为智者。这或许是一个隐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人如此钟情于爱情，如果纵欲被接受的话，那引生无疑就是一个“疯子”。正如南帆所说的，“在这个实利主义的环境里，引生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疯子。”③在疯与不疯的矛盾对比中，呈现出一种仁义与非仁义的较量，坚守仁义的被漠视，不仁义者大行其道。

坚守传统戏曲与热爱流行歌曲的矛盾实际上是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秦腔》中着重探讨了这一问题。剧团解散，秦腔演员们下乡演出遭遇冷落，不仅如此，秦腔演员也受到村民的欺负，竟至闹出“血案”。白雪因为舍不得秦腔被夏风抛弃，失业后，过上了“卖唱”生涯。与此同时，流行歌曲在兴盛。因为会弹吉他唱流行歌，外乡人陈星成为清风街年轻人的“偶像”。流行歌曲公开挑战秦腔并获胜是在夏天智的葬礼上，听秦腔的人寥寥无几，陈星的弹唱声却吸引了许多人。热爱秦腔的夏天智去世，白雪被抛弃；会唱流行歌曲的陈星得到女人的爱，还有年轻人的追捧。这一点，再次说明坚守传统的结果是被遗弃。

与《秦腔》书写乡村传统文化精神象征者——乡村女性的堕落一样，方英文的《后花园》的乡村也充满了道德的堕落。城里大学老师宋隐乔在乡下遇见了两个女人，一个是独守空房的珍子，另一个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寡妇胡葵花，丈夫的缺席意味着夫权的缺席，两位女人对城里男人的热情接待方式竟然都是献出自己的身体。女人是男人的后花园，乡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如今这个后花园正在经受质变。乡村的土地在流失，乡村文化精神在流逝，大量的农民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文化，为了融入城市，他们自觉地摒弃自身的农民气质，以像城里人为荣，《高兴》中的刘高兴因为自己没有农民气而自豪，但他并不知道五富比他活得更真实、自我。

新中国六十年来，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次次被改造，小说中的当代乡村形象也经历了变迁，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到精神依恋之处与现代化改造之所，再到今天成为颓废的“后花园”，许多写作者已失去了精神故乡。事实上，地处中西部地区的陕西乡村书写并非特例，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变迁折射出中国乡村的“流失”，流失的不仅有乡村社会形态，更有传统乡村社会赖以存活的乡土精神。

注释：

①王汶石：《在这个领域里》，《王汶石研究专集》，金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③南帆：《找不到历史——〈秦腔〉阅读札记》，《〈秦腔〉大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作家群创作特征及成因研究”（07J012Z）阶段成果。

陕西当代作家多写乡村，不同时期的作家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柳青与王汶石以合作化运动书写乡村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八十年代，乡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路遥、贾平凹以“农民进城”话题书写乡村改革；21世纪的今天，伴随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三农”问题，贾平凹、方英文则以农村面临的问题反思乡村改革。一、当代十七年的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陕西当代文学的前辈柳青是乡村土改的忠实记录者，《创业史》的题记中有一句乡谚为“创业难”，可以这样理解：农民通过单干创业是困难的，但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合作化道路，农民集体致富，单个农民也就创业了。这句乡谚指出了农村合作化的意义。但发动贫雇农走合作化道路并不容易，贫雇农受活命文化的影响，过分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只顾眼前利益，习惯为个人着想，普遍缺乏理想，他们生活的目的更多为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如怀着感恩的心情“献身”于富农姚士杰的素芳；受封建社会毒害又来“毒害”自己儿媳的王瞎子；因为儿子投身于互助组运动忽略家庭而“寻衅”儿子的梁三老汉。农民的局限性与其在合作化运动中主力军的身份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改造需要依靠外来力量，这个外来力量就是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有政治理想的先进农民的引导，这样，旧式农民才能在思想上进步，继而跟共产党走致富之路。先进农民是党的政策在农村的阐释者与实践者，如《创业史》中梁生宝这个相貌好、出身好、思想好的“三好”农民。为了带领广大群众走合作化道路不断做出牺牲，最大的牺牲便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初恋。即便作为党在农村基层的代表，在农村开展工作过程中，梁生宝也面临来自各个阶级的阻力，富农、中农、贫雇农，甚至老党员郭振山都千方百计阻止，在他们看来，走互助合作只会让他们更穷，这与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吻合的。农业合作社究竟往何处去？乡村的合作化运动前途辉煌，目前却“道路曲折”。与《创业史》多关注“道路曲折”不同，王汶石的乡土小说多展示农村合作化的“前途光明”，表现为在王汶石的笔下呈现了一批有道德的普通农村新人，“在他们身上，私有制留下来的传统旧观念少一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多一些，对个人利益看得轻一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重一些，同一般人比较起来，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情操更高尚些。”①这些新人涉及到各类人：基层干部、农村妇女、老年农民，姑娘小伙，如《风雪之夜》中的严区书、《黑凤》中的黑凤、《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卖菜者》中的王云河等等，他们并非完人，甚至还有缺点。较典型的有张腊月，这个泼辣、大胆、赤诚的女闯将领导妇女生产队，在打井、挖渠、积肥、翻地等多项竞赛中，每次都获得第一。但她身上阳刚有余而温柔不足，婆婆说她是个“呼啦嘿”，丈夫笑她的队员为“神经病”。柳青与王汶石都以合作化运动展示当代十七年的乡村，尽管一个多写困难；一个多写前途，他们的写作姿态却是一致的，即肯定新社会的乡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由此歌颂共产党的领导，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乡村则代表了落后。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乡村：精神依恋之处与现代化改造之所在陕西作家中，路遥较早表达“恋土”情结，通过塑造彰显乡土精神的人物表现出来，如《人生》中的刘巧珍、《姐姐》中的姐姐、《平凡的世界》中的兰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高广厚等，他们真诚、纯洁、无私，为爱甘愿丧失自我，即便被抛弃也无怨无悔。在张扬自我且渐趋世俗的20世纪末，他们是“落伍”的忘我主义者，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路遥对于乡村的精神依恋坚持而固执，为了张扬乡土精神，不惜丑化城市，于是《人生》中的黄亚萍被写成一个高傲、刁蛮的姑娘，抛弃前男友，主动追求高加林，这还不算，为了考验高加林对她的感情，谎称自己的小刀丢了，要求高加林冒雨请假去找；《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华成为一个伪君子，吵了架打了人，一转身就是笑脸迎接领导；《姐姐》中在乡村穷困潦倒的知青高立民回城之后成了“负心汉”。丑化城市更能突出乡村精神，路遥的情感天平明显向土地倾斜。与路遥相似的是，乡村在贾平凹作品中一度也是精神依恋之所，贾平凹对于土地的依恋也通过塑造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体现出来，如《天狗》中的天狗、《人极》中的光子、《古堡》中的老大、《浮躁》中的小水等。《天狗》中接受了“招夫养夫”要求的天狗与因愧疚于徒弟而自杀的师傅都是善良的代表；《人极》中不乘人之危的光子是正义的代表；《五魁》中的忠实于主人的驮夫五魁是忠诚的代表；《浮躁》中的小水则是纯洁的代表；《古堡》中的老大是无私的代表。路遥与贾平凹均出生于乡村，他们对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自然有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依恋中包含有对自身过往岁月的怀恋。乡村是他们的精神依恋之所，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要拒绝现代化，路遥曾这样说：“当历史需要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②这些“地之子”选择了在怀恋中远离土地。《人生》中写到城乡生活时采用了对比手法，城里人吃大鱼大肉，看电影消磨时间；在农村，刷牙也被认为是浪费。如恋爱中的黄亚萍在物质方面对高加林非常豁达，给他买各种时兴服装、三接头皮鞋、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以及进口手表。由此再看路遥小说中许多进城求学的农村青年，他们总因为物质上的极度匮乏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即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矛盾。精神上的自立需要以物质的满足为基础，贫困的农村与农民需要致富，经济体制改革是可行之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家被看做村里最“烂包”的人家，因为贫穷一直很自卑。责任制实行之后，孙少安烧砖窑发达了，且成了石圪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父亲孙玉厚也成了集市上的“明星”，“孙玉厚父子们的腰杆也硬了许多”，这里的“腰杆硬”其实就是由物质上的满足带来精神上的自立。在路遥的作品中，有改革觉悟的还只是少部分农民；在贾平凹作品中，更多的普通农民渴望改革。农村太穷，仅仅依赖贫瘠的土地依靠落后的耕作方式致富极其困难，但农民同样有对致富的渴望，《古堡》中借老大之口说出了这种渴望：“山里就是这么多地，咱把力出尽了，地把力也出尽了，粮食再高出一百二百，那是很难指望的。而钱却只有出的，没个入的，咱要寻门路抠钱哩！”“寻门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就是顺应改革大潮，自觉接纳现代思想与技术，走改革致富之路，富裕将使农民获得尊严。《腊月·正月》中的王才以前家里穷，过得不如人，办了加工厂后，王才的地位超过了村里的权威人士韩玄子，成为改革年代乡村的领军人物。又如《小月前本》中的门门在村里人眼中是不好好种庄稼的二流子，他搞运输业挣了钱，穿着体面，率先买了收音机，戴上了手表，因为物质上的富裕与思想观念的城市化，他获得了小月的爱。乡村的现代化改造是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传统落后的生存方式，目的是使农民发家致富，继而在精神上独立。但农村的现代化改造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农村传统文化思想逐渐流逝，于是在渴望中就有了不忍放弃。“渴望”是走现代化道路，“怀恋”是寻求乡土精神，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建构的乡村，一方面表现为写作者精神依恋之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化改造之所。三、新世纪的乡村：颓废的“后花园”颓废一方面表现为土地被农民抛弃；另一方面表现为传统乡土的流逝。在贾平凹的《秦腔》中，由于农民大量进城，耕地被抛弃；与此同时，土地面积还在大量流失：312国道、农特产贸易市场、万宝酒楼，这些代表现代文化的东西进驻乡村，是以占用农田为代价的。在乡村，对于土地的放弃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清风街前任书记夏天义任职期间，政府动工修312国道，掘土机开来时，夏天义竟让一批老汉老婆们躺在掘土机前不起来，由此激怒县长。一个在革命年代积极的老书记带领村民抵制基层政府行为，不是他太得意，而是他始终站在热恋土地的传统农民立场。当政府制度与农民利益相一致时，他以无限激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当政府制度与农民利益看似不相吻合时，他便表现出抵制态度。在城里人看来，农民是“土气”的，这“土气”源于他们的不流动，即孤立而隔膜地聚村而居。相反，新任书记夏君亭一上任就表现出放弃土地的决心，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建贸易市场、修酒楼、以耕地换鱼塘，夏君亭是积极而主动的。乡村社会是礼俗社会，费孝通先生说这个“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传统，是在亲属之间讲求孝与悌，在朋友之间讲求忠与信，克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但在《秦腔》中，孝与悌、忠与信被抛弃，传统道德面临崩溃。为了写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堕落，贾平凹设置了两种对比：一是欲望与爱情的对比，如黑娥与金玉通奸，引生对白雪的痴情；二是民间戏曲与通俗歌曲的对比，如白雪对于秦腔的痴迷与陈星对流行歌曲的热爱。《秦腔》中的疯子引生因为无法压抑自己对白雪的爱，并且这种爱带有强烈的情欲成分，他为自己感到羞辱，在圣洁的爱情与“丑陋”的生理本能冲突下，他割了自己的生殖器，乡村最底层引生是克己的代表。但引生的单相思显然是无望的，白雪漂亮、有文化；引生无父无母，穷困潦倒，因此他的爱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色彩。与此相反，《秦腔》中黑娥欺负自己的老实丈夫，与金玉发生关系，闹得沸沸扬扬，竟一点也不害臊。在与金玉通奸被抓获罚了一百元之后，她光明正大地住进了金玉的新房。单相思的人仍在单相思，纵欲的人却有了“正果”。此外，在引生与夏风两个人物之间也存在对比：一个爱白雪却等不到，一个得到了却不爱；一个珍视土地与无望的爱情；一个有名有利却面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流失无动于衷；前者被这个社会视为疯子，后者被视为智者。这或许是一个隐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人如此钟情于爱情，如果纵欲被接受的话，那引生无疑就是一个“疯子”。正如南帆所说的，“在这个实利主义的环境里，引生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疯子。”③在疯与不疯的矛盾对比中，呈现出一种仁义与非仁义的较量，坚守仁义的被漠视，不仁义者大行其道。坚守传统戏曲与热爱流行歌曲的矛盾实际上是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秦腔》中着重探讨了这一问题。剧团解散，秦腔演员们下乡演出遭遇冷落，不仅如此，秦腔演员也受到村民的欺负，竟至闹出“血案”。白雪因为舍不得秦腔被夏风抛弃，失业后，过上了“卖唱”生涯。与此同时，流行歌曲在兴盛。因为会弹吉他唱流行歌，外乡人陈星成为清风街年轻人的“偶像”。流行歌曲公开挑战秦腔并获胜是在夏天智的葬礼上，听秦腔的人寥寥无几，陈星的弹唱声却吸引了许多人。热爱秦腔的夏天智去世，白雪被抛弃；会唱流行歌曲的陈星得到女人的爱，还有年轻人的追捧。这一点，再次说明坚守传统的结果是被遗弃。与《秦腔》书写乡村传统文化精神象征者——乡村女性的堕落一样，方英文的《后花园》的乡村也充满了道德的堕落。城里大学老师宋隐乔在乡下遇见了两个女人，一个是独守空房的珍子，另一个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寡妇胡葵花，丈夫的缺席意味着夫权的缺席，两位女人对城里男人的热情接待方式竟然都是献出自己的身体。女人是男人的后花园，乡村是城市的后花园，如今这个后花园正在经受质变。乡村的土地在流失，乡村文化精神在流逝，大量的农民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文化，为了融入城市，他们自觉地摒弃自身的农民气质，以像城里人为荣，《高兴》中的刘高兴因为自己没有农民气而自豪，但他并不知道五富比他活得更真实、自我。新中国六十年来，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次次被改造，小说中的当代乡村形象也经历了变迁，即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到精神依恋之处与现代化改造之所，再到今天成为颓废的“后花园”，许多写作者已失去了精神故乡。事实上，地处中西部地区的陕西乡村书写并非特例，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变迁折射出中国乡村的“流失”，流失的不仅有乡村社会形态，更有传统乡村社会赖以存活的乡土精神。注释：①王汶石：《在这个领域里》，《王汶石研究专集》，金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③南帆：《找不到历史——〈秦腔〉阅读札记》，《〈秦腔〉大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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