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与小说中的当代乡村形象变迁以陕西(2)

与路遥相似的是，乡村在贾平凹作品中一度也是精神依恋之所，贾平凹对于土地的依恋也通过塑造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体现出来，如《天狗》中的天狗、《人极》中的光子、《古堡》中的老大、《浮躁》中的小水等。《天狗》中接受了“招夫养夫”要求的天狗与因愧疚于徒弟而自杀的师傅都是善良的代表；《人极》中不乘人之危的光子是正义的代表；《五魁》中的忠实于主人的驮夫五魁是忠诚的代表；《浮躁》中的小水则是纯洁的代表；《古堡》中的老大是无私的代表。

路遥与贾平凹均出生于乡村，他们对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自然有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依恋中包含有对自身过往岁月的怀恋。乡村是他们的精神依恋之所，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要拒绝现代化，路遥曾这样说：“当历史需要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②这些“地之子”选择了在怀恋中远离土地。

《人生》中写到城乡生活时采用了对比手法，城里人吃大鱼大肉，看电影消磨时间；在农村，刷牙也被认为是浪费。如恋爱中的黄亚萍在物质方面对高加林非常豁达，给他买各种时兴服装、三接头皮鞋、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以及进口手表。由此再看路遥小说中许多进城求学的农村青年，他们总因为物质上的极度匮乏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即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的矛盾。精神上的自立需要以物质的满足为基础，贫困的农村与农民需要致富，经济体制改革是可行之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家被看做村里最“烂包”的人家，因为贫穷一直很自卑。责任制实行之后，孙少安烧砖窑发达了，且成了石圪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父亲孙玉厚也成了集市上的“明星”，“孙玉厚父子们的腰杆也硬了许多”，这里的“腰杆硬”其实就是由物质上的满足带来精神上的自立。

在路遥的作品中，有改革觉悟的还只是少部分农民；在贾平凹作品中，更多的普通农民渴望改革。农村太穷，仅仅依赖贫瘠的土地依靠落后的耕作方式致富极其困难，但农民同样有对致富的渴望，《古堡》中借老大之口说出了这种渴望：“山里就是这么多地，咱把力出尽了，地把力也出尽了，粮食再高出一百二百，那是很难指望的。而钱却只有出的，没个入的，咱要寻门路抠钱哩！”“寻门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就是顺应改革大潮，自觉接纳现代思想与技术，走改革致富之路，富裕将使农民获得尊严。《腊月·正月》中的王才以前家里穷，过得不如人，办了加工厂后，王才的地位超过了村里的权威人士韩玄子，成为改革年代乡村的领军人物。又如《小月前本》中的门门在村里人眼中是不好好种庄稼的二流子，他搞运输业挣了钱，穿着体面，率先买了收音机，戴上了手表，因为物质上的富裕与思想观念的城市化，他获得了小月的爱。

乡村的现代化改造是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传统落后的生存方式，目的是使农民发家致富，继而在精神上独立。但农村的现代化改造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农村传统文化思想逐渐流逝，于是在渴望中就有了不忍放弃。“渴望”是走现代化道路，“怀恋”是寻求乡土精神，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建构的乡村，一方面表现为写作者精神依恋之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化改造之所。

三、新世纪的乡村：颓废的“后花园”

颓废一方面表现为土地被农民抛弃；另一方面表现为传统乡土的流逝。在贾平凹的《秦腔》中，由于农民大量进城，耕地被抛弃；与此同时，土地面积还在大量流失：312国道、农特产贸易市场、万宝酒楼，这些代表现代文化的东西进驻乡村，是以占用农田为代价的。在乡村，对于土地的放弃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清风街前任书记夏天义任职期间，政府动工修312国道，掘土机开来时，夏天义竟让一批老汉老婆们躺在掘土机前不起来，由此激怒县长。一个在革命年代积极的老书记带领村民抵制基层政府行为，不是他太得意，而是他始终站在热恋土地的传统农民立场。当政府制度与农民利益相一致时，他以无限激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当政府制度与农民利益看似不相吻合时，他便表现出抵制态度。在城里人看来，农民是“土气”的，这“土气”源于他们的不流动，即孤立而隔膜地聚村而居。相反，新任书记夏君亭一上任就表现出放弃土地的决心，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建贸易市场、修酒楼、以耕地换鱼塘，夏君亭是积极而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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