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2)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1955年，杜润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qikandaodu/2021/0318/6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