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幸福仰仗改革(3)

具有上述特征的这种体制，在中国内地运转了几十年。它不但严重地阻遏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将中国内地的国民经济拖入了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国内地的老百姓非但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言，而且由于这种体制造成了长期而严重的“短缺经济”，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更遑论有什么满足感和幸福感了。

由此可见，在幸福感、经济活动和经济体制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逻辑关联:人们的幸福感，主要产生于经济活动之中，而经济活动则要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从这种逻辑链条出发，便可以进行这样的推论:要想追求幸福和提高幸福感，就必须使得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进行良好的运转;而要想经济活动得以进行良好的运转，就必须通过改革，为其搭建一个良好的制度性框架。

中国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已经进行了30多年。总体而言，中国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在资源配置方面，摒弃计划经济做法，引入市场因素，将生产资料、产品和服务进行商品化，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并借助于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在所有制方面，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结构;在分配方面，扬弃计划性、实物性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做法，实行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的格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形成强大的激励机制，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在政府职能方面，则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超级主体的地位，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大包大揽的做法……

上述这些方面的改革，跟对外开放方针的实施相结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内地的经济近30年来得以高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可观的提高。而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内地的绝大多数人们终于获得了“免于饥馑的自由”。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满足感和幸福感重又回到了中国内地的百姓中间。这种情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最为明显，这便是为一些经济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帕雷托全面改进”时期。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段时期以来，“帕雷托全面改进”发生了逆转，出现了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帕雷托负面改进”，亦即是在中国内地的百姓中间不仅出现了不满足感和不幸福感，而且这种感觉还在不断扩散蔓延和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中国内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水平正在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当下，民间却出现了这种越来越严重的不满足感和不幸福感，看似难于理解，实属客观必然。根据我们在上面所构建的分析架构，便不难作出判定，这种不满足和不幸福感觉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我们的经济活动出现了问题所致，而究其根由，则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

如果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当前的经济体制，人们就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内地的经济体制跟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中国内地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市场因素也被引入到了经济之中，并且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而言，却很难说是已经起到了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时下的中国内地，在一些资源性行业以及在一些主要行业的上游，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在这种垄断因素的作用下，整个市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扭曲。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目前虽然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但国有经济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经营性资产，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障碍重重，无论在政策支持还是在金融支持等诸多方面，至今都尚未获得其应有的“国民待遇”。更为严重的是，一段时期以来，还在所谓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口号之下和实践之中，出现了跟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悖的“国进民退”逆潮。在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初次分配中并未真正地贯彻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官商勾结和以权谋私，寻租现象严重、贪渎腐败盛行，造成了分配的不公不义。而在分配的调节层次，则并未做到对市场层次的分配不公正问题进行有效纠正，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未做到全面覆盖，更没有做到均等化，致使百姓不能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内地的分配不公，早已越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而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则出现了政府主导巨额投资、主导超大项目的做法，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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