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幸福仰仗改革(2)

综上所述，我们在讨论幸福的时候，是不能脱离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感受的，而且，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感受是可以在一种前后的比对之中产生并被表现出来的。

对于幸福的定义，虽然我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之中给人们带来的一种不断增进的满足感，但是，这种定义毕竟过于宽泛，因此，也有必要对其稍加详尽地分析。

如前所述，人们常说的“经济活动”，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三大部分。职是之故，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得到的满足感，便可以比较具体地表现为: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满足感，主要是指在人们组合和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等)成功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愉悦，并且特别是指在人们创新资源组合方式和创新资源使用方式，成功地生产出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之后，面对着创新创业的成果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在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中，这种满足感，主要是指在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被当做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买卖交换，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实现了它们的价值，获得了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于购买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产品和服务的再生产之中，使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甚至扩大规模之后，给人们所带来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而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的过程中，这种满足感则主要是指在人们使用自己的收入在市场上购买和消费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在当今社会，还必不可少地包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用于满足如马斯洛所概括的人们的各种层次的需求(生理、安全、情感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之后，给人们所带来的内容更丰富和水平不断提高的满足感。

以上，就是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细分之后，人们所看到的一些形态更为具体和内容更为鲜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当然，这些形态具体和内容鲜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不是在没有先决条件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中开展和进行的，于是，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就须臾离不开一个经济在制度层面上所作出的安排。

例如，要想产生幸福感，就要在产权制度方面，对于人们拥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要素的权利进行切实的保障，以使人们在这种产权保护制度之下得以从追求效率的目标出发，对各种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要想产生幸福感，就要在交换制度方面，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到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进行切实的保障，就要对干扰市场的因素和做法进行坚决的排除，以使市场具有自由、平等和竞争性的特征，以确保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形成和价格的波动都具有真实性，使价格能够真正成为一种信号，引导资源的正确流向和合理配置，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得以发挥基础性和全局性的作用;而想要产生幸福感，在分配制度方面，就不但要确保市场层次的分配切实按照要素贡献的原则进行，以确保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并产生出强大的激励机制去刺激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有一套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合理调节的制度安排，要采用税收、转移性支付和生产公共产品等手段和工具，缩小收入方面所产生的过大差距，实现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均等化，确保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很显然，如果一个经济在制度层面作出了如上所说的这些安排，那么，这个经济的体制就是一种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一种体制框架之中，不但这个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得以良好运转，从而使得这个经济得以可持续地向前发展，而且还可以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当中产生出满足感和幸福感。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经济在制度安排层面上出了问题，那么，它不但会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产生阻遏性的影响，而且也必然会对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产生起到负面的作用。而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内地的经济体制，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在所有制方面，它是一种由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它是一种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在投放数量、地点和时间统统都按照政府预定制定好的计划而进行的体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它是一种对整个经济所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进行计划分配的体制，这种分配虽然被宣传为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一种接近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而在政府的职能方面，它更是一种政府不但成为社会的管理者，而且在经济领域集所有者、经营者和分配者于一身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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