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坚持以改革促进经济(2)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的中国，破除非政府即市场的“两分法”原则，逐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实践。金融体系同样经历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历程，金融主体由财政出纳成长为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化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改革进入快车道，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率汇率等定价机制改革。2013 ~ 2015 年， 我国逐渐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2019 年推出LPR 改革，利率“锚定”效应显著，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明显提高。2015 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健全， 汇率弹性和韧性显著增强，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金融调控从“数量型”进入价格引导和“双支柱”协同监管的新阶段， 呈现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金融对外开放对内联通水平不断提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到党的十九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建立。2018 年全球新增跨国投资跌至金融危机后的低点，我国推出精简监管环节、压缩通关时间、减少收费项目等改革举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 条缩减至40 条，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券商、基金公司业务范围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稳定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内需体系不断完善，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主要增长极，区域一体化纵深推进，重点区域引领优势互补、交错互融的高质量发展。金融政策区域统筹、金融机构跨省（市）协作、金融信息和资源跨区共享，推动加快形成金融和产业、金融和创新的叠合优势，提升重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是改造传统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金融具有高频和高关联特性，往往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我国依托制度和市场优势，正在跃居全球金融科技的“第一赛道”。从信息科技到互联网金融，再到智慧金融，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社会信用来源和数据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凸显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金融业利用前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和数据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交易场景和服务渠道转移至线上，显著缩短服务路径，提升服务质效。深挖科技、数据等新型要素潜能，有助于拓展金融业在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民生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服务创新能力，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金融风险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周期性、结构性矛盾，“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党中央前瞻布局、主动变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银行业逾期90 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之比由2016 年128% 的峰值下降至2019 年末的82%。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等影子银行规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 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为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争取了时间，为更好地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回旋余地。

商业银行改革赋能的几点思考

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有必要推动改革赋能，努力适应经济规律、监管要求、客户需求和技术变革，以期高效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稳步提升自身价值。

把握好资金投放的量、质、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金融精准直达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在量、质、面三方面发力。“量”是通过存量优化和增量引导， 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存量方面，可尝试移位再贷，逐步退出泡沫化资产、“僵尸企业”、杠杆率较高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 盘活资金利用效能。增量方面，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安排， 积极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加强对技术先导型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支持。“质”是通过一体化的投融资服务，积极服务新经济、新行业、新业态。如围绕新经济轻资产、低能耗、重研发等特点，创新投融资服务、产品、流程、风控体系，构建“股+ 债”“贷+ 投”的金融服务。“面”是通过发挥政策、资金、技术、客户的叠合优势，推动金融服务供给普惠化和均衡化。重点是秉承“快、简、准、新”思维，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将定向降准、税费优惠、定价倾斜等改革红利， 精准滴灌到民营小微、欠发达地区等薄弱环节。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zonghexinwen/2020/1107/4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