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四十年改(2)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17年多，正是福建由过去的海防前线转变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发展的思路，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1985年6月，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放水养鱼”激活了厦门港，同时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推动了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厦门航空公司的发展;率先组织探索实施自由港的政策研究。后来他先后担任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领导职务。在福建工作那些年，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六年七下晋江总结出的“晋江经验”，明确了县域经济发展方向;坚持放胆、放权、放手、放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亲自主导开展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领风气之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和“生态省”;把查处干部违规违纪占地建房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同时建章立制、立好规矩，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歪风。如此等等的创新之举开风气之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和重要思想源泉。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和上海，进一步提升了改革开放实践层次，扩大了理论视野。2002年11月，他转任浙江省委书记，明确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倡导“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坚持“接轨上海、借‘海’出海”，坚持经略海洋、港通天下，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制定实施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推动浙江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走向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改革全面推开。到上海工作后，赋予上海城市精神“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新内容，强调要把上海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推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国际化，推动上海更好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这一时期，是习近平同志政治家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综合起来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的25年经历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改革开放实践史，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深入进行理论探索、理论积累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历史。他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不少创新性观点，表现出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胆识。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知之深 爱之切》《摆脱贫困》《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之江新语》等著作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可以说，长期的改革开放实践历练为习近平同志的成长提供了广阔舞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形成奠定了厚重的底色，也造就了他坚韧不拔、志存高远的领袖风范，滋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纳百川、博大精深的理论气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凝结的理论形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改革开放越是向纵深推进，越是呼唤理论创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路程，国外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上半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交织叠加者有之，惊心动魄者有之，泰山压顶者有之，来势汹汹者有之，剑拔弩张者有之。中国改革开放“下半场”如何进行?这个“下半场”需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需要应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需要推进“深水区”和“险滩中”的改革，需要化解众说纷纭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伯格陷阱”，需要应对不时冒头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等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也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成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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