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关怀下典型性的缺憾新世纪小说中工人形象(2)

（二）人性的关怀。作家塑造工人形象时更加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怀。如女作家毕淑敏，在《女工》中对女主人公浦小提的塑造并非把视角仅置于哀其不幸，而是从女性的生存实际出发表达了自己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倾注了大量的理解与同情，并且流露出敬仰与尊重。这部小说中的女人公浦小提平凡而普通，甚至可以说不幸：上学时，经历了文革浩劫；事业上，遭遇下岗，只能选择去做保姆；爱情上，没有嫁给自己最爱的人；婚姻上，当丈夫成为成功商人后，她又被遗弃。悲情和不幸已成为浦小提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下岗后，浦小提也曾痛哭过，但“靠天吃饭，你不丢人”的大彻大悟和生活态度，让读者被浦小提这位普通的下岗女工所倾服，她不悲不戚，无怨无悔，善良而执着，努力找准定位有尊严地活着。作者在这里对主人公表现的是深深的关怀，既非高高在上的导师，也非一味地哀其不幸，这种平视尊重的视角使得浦小提这位普通的下岗女工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作家李铁极为擅长处理工业题材小说。他“把重点放在了人物刻画上，而在人物命运之后，则衬托的是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在这种种关系的逼迫下，人物命运多姿多态，凸显了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3]如《杜一民的复辟阴谋》中的杜一民：他能用“鬼点子”摆平许多困扰职工问题，他看到工友困难，热泪漆漆；同时，他会用“善意的”谎言嫁祸于人，会和自己女同事一夜销魂……，看罢后，很难按照通行的标准用善或恶来评判他是好人或坏人，但却觉得他是最真实的人。通过杜一民以及他的“复辟阴谋”了解了工厂改制后工人的生存困难，了解了在这种困境下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存在的那种人心浮动、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让读者对这一诚惶诚恐心理状态下大家种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有了更为宽容、客观的态度和理解，从而为广大工人在转型中的境遇同感同忧。

另外，作家笔下的女性职工形象也不容忽视，对于女性来说历来“贞操”都是第一位的，作家们在对女性工人形象进行描述，对她们的“堕落”更多的是从时代的悲哀、无奈的选择去看待。如，《那儿》中的杜月梅，原本是活泼快乐的车间团支书，但丈夫死于车祸、女儿得重病、她本人面临着下岗等这些接连不断的生活灾难，让这个瘦弱的女子不得不为了生存和女儿，沦为了私娼，丧失了尊严。但是杜月梅的堕落并没有让人觉得要唾弃她，相反，由于作者对其前因、背景都做了极为充分的铺垫和说明，反而是她的血泪唤醒了巨大的同情力量，同时,“逼良为娼的历史自然激起人们的义愤和思考：我们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4]还有《乔师傅的手艺》中的女主人工乔师傅，她把手艺当成人的尊严，为了学习直大轴的绝技，她和男同事们一样吃苦出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贞洁。乔师傅也好，杜月梅也罢，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从道德的角度对她们进行评判。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切入去把握工人形象，使得这一时期表现工人形象的作品更加具有了生命力。

缺失之审视：典型性的缺憾

这一时期由于作家以不同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理想创作了不同内涵、多元化的工人形象，尤其是下岗工人形象更是丰富了当代文学中工人形象的内涵。但由于创作视角或情感因素等局限，工人形象在塑造时难免有一定的缺失。

（一）典型性缺憾之表现。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文学典型的特征性和艺术魅力。综观这一时期的工人形象，这两方面存在“先天不足”。首先，在文学典型的特征性方面缺少“特征化的东西”。所谓“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贴性”[5]这一时期工人形象缺少鲜明的带有标签式的特质，甚至有的被农民形象同质化，苦难、落寞、失落等这些作家对其生存境遇和人格心理特征的表现，和同期农民形象毫无二样。其次，在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方面，缺少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实质上是由文学典型的真实性、新颖性、诚挚性和蕴藏性造成的。”[6]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各行各业，还是作家们塑造人物形象，都没有以往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以及理论引导。纵观近年来，国内文学大奖，如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除王十月小说《国家订单》外，以工人形象为主体的作品鲜有获奖。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网址: http://www.jjtzggzz.cn/qikandaodu/2021/0430/694.html